黑色幽默这剂药，能让悬疑剧“回春”吗 - 世界杯时间

“悬疑剧过于沉重，让观众感到窒息。”这是对近年来悬疑剧创作的一种普遍评价，在业界讨论和观众的社交媒体反馈中屡见不鲜。

这种“沉重感”并非随意指责悬疑剧基调低落，而是指向一种程式化的“深刻”：故事背景常集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对时代创伤和社会失序的反复描摹成为常态。地域设定也趋于压抑，悬疑剧偏爱的东北和西南地区，前者被刻画成冰天雪地的工业衰败景象，后者则笼罩在挥之不去的潮湿阴郁之中。案件动辄拖延十余年，成为制造“宿命感”的捷径。与此同时，叙事手法也常常在不同时间线之间跳跃。正是这种套路化的“深刻”，导致了观众对悬疑剧的审美疲劳。

面对“沉重”的批评，曾经为大银幕犯罪片注入活力的“黑色幽默”，正成为悬疑剧创作者追求轻盈化的主要方向。

近期播出的《低智商犯罪》和《迷墙》两部悬疑剧，都运用黑色喜剧手法构建了荒诞的情境。正在热播的《悬案》，虽然改编自真实大案并主打纪实风格，但在首个单元《珠宝行抢劫案》中，也通过黑色幽默为故事增添了“苦涩的笑料”。

从观众的反应来看，黑色幽默确实成功地让悬疑剧摆脱了以往“苦大仇深”的形象。它所蕴含的玩世不恭态度和对意义的消解，提供了一种“刚需”的情绪价值。然而，对黑色幽默悬疑喜剧的全面肯定仍为时过早，它能否带领悬疑剧突破创作瓶颈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。

以“笑”动摇推理的根基

作为网络剧类型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悬疑剧作为国产剧的主流商业类型，已经经历了近十年的快速发展。

在此之前，涉案题材国产剧主要以公安刑侦剧的形式呈现。这类剧集以警察的办案智慧和坚韧意志为核心，擅长通过改编真实大案要案，展现一线刑侦工作的细节，凭借其强烈的纪实感吸引了大量观众。悬疑剧确立类型地位后，涉案题材国产剧得以从罪犯视角展开叙事。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国产悬疑剧也演化出了本格推理、社会派悬疑、家庭悬疑、女性悬疑等多种风格流派。

然而，无论是从警察还是罪犯视角切入，或是属于哪种风格流派，一定程度上的“可推理性”始终是悬疑剧的基本要求。可推理性指的是证据、线索与真相之间的因果关系，是世界观的逻辑性，即观众能够根据故事提供的线索和观察，推断出真凶和动机的可能性。

一部悬疑剧的风格流派往往与其可推理性息息相关。

如果创作者将可推理性发挥到极致，很可能创作出逻辑至上、注重解谜乐趣的本格推理剧。当创作者加入社会层面的不可抗力因素，使得真相难以推导、正义难以伸张，便可能拍成社会派悬疑剧。如果真相的不确定性更多源于家庭伦理和性别关系，则诞生了家庭或女性悬疑剧。而到了黑色幽默悬疑剧，可推理性往往被降至最低。其喜剧性源于对因果律的颠覆和对逻辑的消解，旨在将观众从意义的重压中解放出来。因此，在线索和真相之间，会充斥着大量的巧合、误会和不可抗力。

《低智商犯罪》是一部在黑色幽默方面做得较为彻底的悬疑剧。

其情节主线可以概括为一次歪打正着的荒唐“下派”：由于一起后来被证明并不存在的警察谋杀案，省局的“边缘人物”张一昂被下派到三江口警察局。在案件侦办过程中，一向运气不佳的张一昂突然“锦鲤附体”，所说之事皆中，所蒙之事皆对，即使他什么都没说，下属也会领会“指示”并推动案件进展。凭借这种阴差阳错，他意外地搅动了三江口盘根错节的恶势力网络，并最终借力打力，将当地黑恶势力一网打尽。

从可推理性角度来看，《低智商犯罪》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推理的。剧中大量关键情节的因果逻辑，都建立在极致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之上。

例如，让张一昂“开局立功”的通缉犯抓捕案，他本是为自证清白而追查外卖员，却意外导致其通缉犯丈夫自投罗网。又如，作为关键证物的限量版手表，本已被犯罪嫌疑人丢弃在出城的货运火车上，却被扒火车的文物贩子恰巧捡到，并在后续侦办中被警方发现，成为重要线索。还有那对极其“敬业”的笨贼，他们屡次在精妙的理论指导下瞄准最佳抢劫目标，却总是在阴差阳错间与成功失之交臂。

然而，《低智商犯罪》的荒诞感和喜剧性恰恰蕴藏在这种不可推理之中。这是一种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讽刺和嘲弄，是对世界混沌和无意义性的强调。在悬疑剧中，只要这种讽刺主要指向那些机关算尽的犯罪嫌疑人，观众便能放下包袱，开怀大笑。

幽默不彻底，便彻底不幽默

不过，黑色幽默与悬疑剧的结合并非只有轻松的一面。

黑色幽默的笑是一种苦涩的笑，它源于对残酷现实和各种弊病的痛恨与无力感，其中蕴含着难以言说的深沉痛苦。从根本上说，它总是要解构一些约定俗成、高高在上的事物，才能达到情绪的释放。其喜剧性与讽刺性如影随形。

例如，《低智商犯罪》中将“表里不一”发挥到极致的官员方庸，就极具讽刺意味。通过这个人物，创作者大胆解构了官员的社会表演学。方庸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上下班，从不参加应酬，并每月固定捐出部分工资做慈善。然而，他私下却大肆索贿，家中摆满了价值连城的古董。他所扮演的清廉形象太过成功，甚至让妻子因无法忍受这种“清贫”生活而选择离开。但正是因为他演技精湛，让上级深受感动，决定将其调往省城一个闲职养老。于是，他急于在临走前大捞一笔，提出了狮子大开口的要求。可以说，没有对方庸这个人物夸张、极端的塑造，《低智商犯罪》的喜剧性和现实批判性都会大打折扣。

再如《低智商犯罪》中的张一昂，这个角色虽然可爱，但依然不乏讽刺性。与以往悬疑剧中洞察敏锐、办案高效的警察不同，张一昂在成为“锦鲤体质”的“张局”之前，其实是一名被刑侦队伍边缘化的倒霉蛋。他喜欢“吟诗”，不仅是为了增加喜感，更是他人物无力感的一种体现。面对生活中难以改变的障碍，他选择用一种玩世不恭、有趣的心态去面对，这正是张一昂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地方。

此外，很多时候一个悬疑故事并不一定能容纳太多讽刺。悬疑剧的类型契约建立在对公理和秩序感的渴望之上，其底层逻辑在于为现实世界提供道德慰藉：好人有好报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公权力会庇护每一个普通人。这个类型的底层逻辑是不可解构的。因此，黑色幽默在某些悬疑故事中难以充分展开。

以《迷墙》为例，该剧讲述了一位陷入中年危机的男主角，意外从二手别墅的墙壁中发现巨款，从而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奇遇。这部剧在主角余鸣的塑造上显得有些束手束脚，也因此受到观众诟病。如果恪守“好人有好报”的道德准则，他理应立即报警，但故事也随之结束；如果让他暗中转移、洗白巨款，虽然有了讽刺意味，却也偏离了正义和秩序。创作者最终选择了折衷方案：让余鸣先是犯蠢高调炫富，重现了《百万英镑》中“有钱即使花不出去也能钱生钱”的讽刺；随后引入各方势力围猎，上演绑架闹剧，将故事扭转为“委屈的好人最终得到好报”的大团圆结局。

余鸣形象的摇摆不定，本质上是悬疑与黑色幽默相互博弈的结果。一方面希望主角面对一笔没有道德基础的巨款，另一方面又希望他在嬉笑怒骂中全身而退。正是这种叙事上的贪婪，最终让角色沦为摇摆不定的傀儡。

尽管黑色幽默为悬疑剧创作提供了一种摆脱意义重压的可能性，但显然并非所有涉案故事都适合以解构的方式呈现。

对于改编自真实大案要案的悬疑剧，黑色幽默或许可以作为点缀，但涉及对公安干警的塑造和严肃的侦办过程，则不容随意解构。而那些追溯个人与家庭创伤史的悬疑剧，也很难在解构的狂欢中与现实建立联系。

当前，观众对悬疑剧程式化的“深刻”已感到审美疲劳，黑色幽默悬疑剧恰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提供了情绪出口。

但我们也应警惕，黑色幽默和解构本身也可能沦为悬疑剧新的同质化陷阱。毕竟，只解构不建构是危险的。崇高之物跌落之后，若没有新的意义及时填补空缺，不安与偏见便会乘虚而入。而在悬疑剧乃至更广泛的涉案题材创作中，回应观众对公理与秩序的渴望，始终是那块不容解构的创作基石。